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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亚洲各地的天主教数字传教士9月11日在菲律宾奎松市举行的三个案例研讨中，反思如何避免在数字使命中迷失方向、从自我推广转向服务他人，以及在人工智能时代始终把人的尊严与人性置于核心。

这些讨论是首届亚洲天主教数字传教士大会的一部分。大会于9月10日至13日在奎松市亚洲真理电台（RVA）总部举行，来自亚洲各地的100多名天主教数字传教士、传播人员、内容创作者和信仰影响者参加了此次聚会。

大会由亚洲主教团协会社会传播办公室（FABC-OSC）与亚洲真理电台（RVA）主办，并与梵蒂冈传播部及其“全然临在”网络（Fully Present Network）合作举行。大会主题为“从影响者到见证人：亚洲数字传教的共议同行之路”，灵感来自《宗徒大事录》4章20节：“因为我们不得不说出我们所见所闻的。”

参加者分成三个小组，各自讨论一个案例，并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礼堂举行最终综合分享。

从影响力走向“神圣的超脱”

第一组在EB会议室讨论“影响者神父”（Influencer Priest）案例。讨论由来自泰国的彼得·蒙天维钱猜（Peter Monthienvichienchai）主持。他是一名泰英籍媒体高管、数字转型专家，也是世界天主教传播协会（SIGNIS）秘书长，同时担任曼谷LICAS News执行主任。

小组综合报告由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萨拉·莉娅·图纳斯（Sara Lea Tunas）发表。她是一名数字要理教员，并将以信仰为中心的热忱融入自己的市场营销工作。参加者以阿尔贝托·拉亚尼神父（Fr. Alberto Rayagnani）这一具有争议性的案例为基础，探讨原本为了传教使命而使用的社交媒体，如何逐渐改变传教士的身份认同和优先次序。

小组指出，金钱、人气、机会、名望以及受众期待，都可能使数字牧灵工作逐渐变成一种压力，甚至形成依赖。与其他网络影响者比较，以及追逐算法所带来的流量，也可能使传教士逐渐偏离最初的圣召。

参加者提出“神圣的超脱”，作为保持内在稳定的一种方式：提醒自己，传教士不是使命本身，而是参与天主的使命。定期分辨、谦逊、导师陪伴、真实的人际对话，以及扎根于团体生活，被认为是重要的保护机制，可以避免数字平台反过来定义传教士的身份。

从“我”转向“他们”

第二组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会议室讨论“非洲数字影响者”（African Digital Influencer）案例。讨论由来自德国的米夏埃尔·昂兰德（Michael Unland）主持。他是天主教媒体委员会（CAMECO）执行主任，该机构支持媒体与传播发展，尤其关注处于边缘处境的团体。

小组综合报告由菲律宾卡塔曼教区的凯伦·D. 加胡托斯（Karen D. Gajutos）发表。她是一名地方电台广播员，同时担任志愿要理教员和牧灵平信徒共议同行工作者。讨论围绕“非洲共议同行数字青年与信仰倡议”（ASDYFI）展开。这一数字生态系统连接约200名青年，他们将各自的平台联系起来，并通过社交媒体分享内容。

参加者认为，这一模式也可以为亚洲提供参考。在亚洲，不同的语言、文化和社会现实，使合作成为数字传教工作的重要因素。令参加者尤其印象深刻的是，一些非洲年轻数字影响者已经超越单纯的网络活动，转向具体的服务行动，包括为有需要的人提供食物，以及通过实际接触陪伴当地团体。

这场讨论促使数字传教士思考如何从“我”转向“他们”：从推广自己转向讲述他人的故事，特别是关注弱势、贫困、孤立以及没有发声机会的人。

人工智能应该让我们更具人性

第三组在圣若瑟厅讨论“人工智能神父”（AI Priest）案例。讨论由来自菲律宾的埃德温·洛佩斯（Edwin Lopez）主持。他是首位获任命为菲律宾天主教主教团社会传播委员会（CBCP Episcopal Commission on Social Communications）执行秘书的平信徒，同时担任EWTN亚太地区国际经理，并在马尼拉大圣卡洛斯神学院教授哲学与神学。

小组综合报告由来自印度的里奇·文森特神父（Fr. Richie Vincent）发表。他是社会传播、新闻学和天主教媒体牧灵工作的专家。讨论没有停留在“人工智能能够做什么”这一问题上，而是进一步提出一个更深层的问题：通过人工智能，我们正在成为怎样的人？

参加者强调，人工智能应该服务于人的尊严、真实的人际关系和公益。科技应该帮助人们在爱、智慧、创造力、责任和服务方面不断成长，而不是让人越来越失去建立真实人际联系的能力。“人工智能神父”的可能性也引发了更多神学和牧灵层面的思考。参加者指出，人工智能或许能够模拟部分司铎职能，例如提供资讯，或引导用户阅读圣经及教会训导，但司铎职务不能被简化为一系列功能。

司铎首先是一个人，是蒙召并通过圣秩圣事接受祝圣、为天主子民服务的人。小组也探讨了为什么一些年轻人越来越愿意向人工智能倾诉孤独、人际关系、疑惑和信仰等问题。参加者认为，与其简单拒绝人工智能，不如将其视为通往真实人际陪伴的一座桥梁，引导人们从获取资讯和初步倾听，进一步走向分辨，并最终寻求司铎、父母、辅导员及团体的陪伴。

共同的方向

三个小组完成讨论后，各组代表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礼堂的舞台上汇聚彼此的反思，进行最终综合分享。这些讨论也体现了本届大会更广泛的发展方向：从影响力走向见证。对于亚洲数字传教士而言，这意味着当数字平台可能重新塑造自己的身份时，要实践“神圣的超脱”；通过从“我”转向“他们”，把他人置于传播的中心；同时确保人工智能始终成为促进人类美好生活的工具。

归根结底，三个案例都指向一种以数字使命为中心的方向：不是追逐粉丝、算法或个人影响力，而是以基督、团体、人的尊严以及真实的见证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