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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一个以理性自负的人沦为不公正的帮凶，令人痛心。

在那个命运攸关的星期五早晨审问耶稣的罗马总督·比拉多（Pontius Pilate），正是这一悲剧的鲜明例证。他的故事记载于四福音书中，对于那些认为在道德危机时刻可以保持中立的人来说，这丝毫无法带来任何慰藉。当我们踏上四旬期，走向耶稣受难的旅程时，比拉多并非一个简单的恶人，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自身在正义代价似乎过高时，面对妥协的诱惑。

福音书中记载，比拉多面对眼前的囚犯，确实感到困惑不解。在若望福音中，比拉多问道：“什么是真理？”（若18:38），仿佛真理是一个哲学难题，而不是眼前这个被打得遍体鳞伤、沉默不语的活生生的人。路加福音记载，比拉多说：“我在这人身上查不出什么罪状来”（路23:4），甚至把耶稣送到黑落德那里，或许是希望有其他权威能替他承担责任。玛窦福音则告诉我们，比拉多的妻子差人到他跟前说：“你千万不要干涉那义人的事，因为我为他，今天在梦中受了许多苦。（玛 27:19）。

心理学以清晰透彻的方式阐释了福音书中的叙述。比拉多展现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脱离，即正直之人逐渐与自身选择所带来的后果保持距离的过程。他下令将耶稣钉十字架，却在众人面前洗手，以示无罪。这并非普通的虚伪，而是更为有害的。比拉多似乎相信自己的行为，认为象征性的姿态可以切断决定与后果之间的联系。

近期道德心理学领域的研究，特别是阿尔伯特·班杜拉（Albert Bandura）等学者的研究表明，人们会为有害行为编造复杂的理由：

• 我们推卸责任（“我只是按规章办事”）。
• 我们把受害者非人化（“他自称是国王，但看看他那副样子”）。
• 我们互相推诿（“是你们把这个人带到我面前的；是你们的国家和你们的祭司长”）。

比拉多迅速地接连使用了这些手段。福音表明，他并非一个享受残暴的虐待狂，而是一个在个人判断和公众压力之间左右为难的官僚。

在这个四旬期，当我们思考基督的苦难时，我们不能忽视比拉多的妥协在今天的权力殿堂中产生的回响。纵观近期全球政治局势：乌克兰战争已持续4年，这场战争揭示了许多西方领导人最初是如何效仿比拉多，选择袖手旁观的。早期的犹豫不决、小心翼翼地控制局势升级，以及将经济稳定置于道德立场之上，无异于现代版的“把耶稣送到黑落德那里”，指望别人来承担决策的重担。随着伊朗、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紧张局势的加剧，我们看到了类似的冒险行为：在武器运输的同时发表“关切”的外交声明，谨慎地实施制裁以避免扰乱能源市场，以及不断变化、不断划定的红线。各方都声称寻求缓和局势，实则暗中攫取利益；各方都假装克制，实则暗藏危机。当该地区正严阵以待，准备迎接又一次无辜者的惨死时，现代政客们却在新闻发布会上摆出一副“洗手不干”的姿态。

比拉多之所以始终具有现实意义，是因为他代表了结构性罪恶。

这种观点认为，邪恶并非仅存在于个人身上，而是根植于制度、官僚机构以及“务实”选择的累积之中。教宗方济各曾多次警告“冷漠的全球化”，这一说法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比拉多所代表的精神危险。当我们把道德问题当作行政问题来处理，当我们把稳定置于正义之上时，我们就成为了将一个迷茫的省长变成刽子手的同一过程的一部分。

对我们而言，四旬期的邀请在于反思我们自身的“比拉多时刻”——那些我们误将中立当作智慧的时刻，那些我们假装关心却逃避代价的时刻，那些我们质问“什么是真理？”的时刻，仿佛答案并非早已显现在我们周围的苦难之中。耶稣受难的叙述让我们无法安慰自己，以为我们会采取不同的行动。它们将我们置于人群之中，置于庭院之中，置于总督府之中，置于任何可能产生共谋的地方。

十字架表明，没有安全的中间立场。耶稣告诉比拉多，他的国不属这世界（若18:36），这意味着他的国不遵循世俗的权力与妥协法则。这并非呼吁政治上的消极态度，而是要求我们彻底反思政治责任的真正含义。对基督徒而言，任何形式的洗手都无法抹去他们与被钉十字架者同在的责任。

随着圣周的临近，愿我们有勇气面对自己受到的诱惑，摆脱比拉多的错觉，并有恩典选择，无论代价如何，都要站在被定罪者一边，而不是选择法官舒适的中立立场。

作者简介

神父安多尼（Shijo Antony）是一位在印度南部迈索尔工作的遣使会神父，拥有教会法和积极心理学博士学位，同时也是一名持证的积极心理学执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