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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菲律宾奎松市的亚洲真理电台（RVA）总部荣幸地迎来了三位圣人——圣保禄六世、圣若望保禄二世和加尔各答的圣德兰修女的到访。他们的存在始终激励着RVA在亚洲各地传播福音的使命。值此我们准备将小圣堂更名为“三圣堂”之际，RVA推出特别系列节目，回顾他们的生平、他们对教会亚洲使命的贡献，以及他们莅临我们广播中心的难忘经历。他们的见证将继续指引我们的信仰与传播工作。——编者注）

1970年，教宗保禄六世踏上亚洲的土地，这不仅仅是一次牧灵访问。他标志着天主教会看待其全球使命的方式发生了转变。 这是在位教宗首次对亚洲和大洋洲进行广泛访问，足迹遍及菲律宾、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香港和斯里兰卡。在教宗出访尚属罕见的年代，此次旅程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亚洲不再被视为遥远的传教区，而是教会现在和未来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50多年过去了，随着亚洲各地天主教团体的领导力和信心不断增强，圣保祿六世的遗产仍然意义重大。

 完成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

乔瓦尼·巴蒂斯塔·蒙蒂尼（Giovanni Battista Montini）于 1963 年在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期间成为教宗保禄六世，该会议由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发起。他指导会议于 1965 年结束，并监督了其改革的早期实施。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重塑了教会与现代世界的互动方式。它加强了主教之间的集体领导，革新了礼仪，并呼吁与其他宗教展开对话。对于拥有古老文明和世界主要宗教的亚洲而言，这些发展尤为重要。

保祿六世教宗在位期间颁布的《教会对非基督宗教态度宣言》（Nostra Aetate）重新定义了天主教与非基督宗教的关系。在许多亚洲国家，基督徒作为少数群体生活在佛教徒、印度教徒、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信徒之中，这一转变为对话和相互尊重提供了神学基础。

1970年的转折点

保祿六世1970年的亚洲之行是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马尼拉，他会见了来自亚洲各地的主教，并鼓励他们建立一个植根于当地文化的教会，而不是照搬欧洲模式。他的这一强调预示了后来被广泛讨论的“文化适应”理念。

在同一次访问期间，保祿六世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遭遇暗杀未遂。一名身着神职人员服装的玻利维亚男子在教宗向公众致意时，持匕首向他扑来。教宗受了轻伤，后被安保人员制止。这一事件凸显了全球参与的风险，但并未削弱此次访问的意义。信息很明确：教宗不会再与亚洲保持距离。

亚洲主教团协会

1970年访问最持久的成果之一是亚洲主教团协会（FABC）的成立。访问期间，亚洲主教们表达了加强区域合作的必要性。同年晚些时候，保祿六世正式批准了该协会的成立。随着时间的推移，亚洲主教团协会（FABC）明确了三个关键优先事项：与不同文化对话、与宗教对话以及与贫困人口对话。这些主题反映了亚洲宗教的多样性、普遍存在的贫困以及快速的社会变革。  如今亚洲天主教生活中许多具有鲜明特色的牧灵举措，如小型基督徒团体、宗教间​​交流和情境神学反思，都是在这个框架内发展起来的。

福音传播与发展

1975年，保祿六世颁布了《在新世界中传福音》（Evangelii Nuntiandi），这是一份关于福传的重要文献。他将福传主要描述为见证而非征服，强调通过活出信仰来建立可信度。这种方法在亚洲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因为在亚洲，对宗教多元化的敏感性至关重要。

早在1967年，他就在其通谕《民族发展》（Populorum Progressio）中探讨了全球不平等问题，并呼吁实现全面人类发展，即尊重人类尊严、促进正义的进步。在许多摆脱殖民统治、面临经济差距的亚洲国家，这一通谕影响了天主教的社会机构，包括学校、医院和发展项目。

亚洲遗产

圣保禄六世于2018年被封圣，人们通常记得他是完成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教宗。然而，在亚洲，他的遗产与他直接参与该地区事务以及肯定亚洲在普世教会中的独特声音密切相关。亚洲真理电台准备将其教堂更名为“三圣教堂”，以纪念圣保祿六世、圣若望保禄二世和加尔各答的圣德兰修女，这三位圣人都曾到访过该电台的总部。这一事件凸显了双方共同的历史。

保禄六世的访问有助于巩固教会寻求在宗教多元化社会中开展对话、并将宣讲福音与社会责任相结合的理念。他1970年的访问标志着教会开始在全球天主教团体中展现出更加鲜明和自信的亚洲形象，这一发展至今仍在塑造着教会在亚洲大陆的使命。

作者简介：若瑟·马西拉马尼（Joseph Masilamany）是一位资深的马来西亚记者和自由撰稿人，在天主教媒体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他定期为多家主流天主教新闻机构和平台撰稿。